1697年，亲征噶尔丹回京的康熙，虽大胜归来，却表现的很愤怒，他先是处死了太子胤礽身边的三个侍卫，接着大封皇子：老大和老三封郡王，老四到老八封贝勒。种种行为，都是为了针对胤礽。
1697年春，北京城外旌旗招展，锣鼓喧天，朝野上下都在迎接亲征噶尔丹凯旋的康熙皇帝。此次亲征，康熙亲率大军深入漠北，彻底击溃噶尔丹残余势力，终结了漠北草原的战乱，巩固了清朝的西北边疆，可谓大功告成。可令人意外的是，凯旋的康熙脸上没有半分喜悦，反而满脸怒容，回京后的第一件事，不是论功行赏，而是下令处死太子胤礽身边的三名贴身侍卫，紧接着又大规模封赏皇子，老大胤禔、老三胤祉封郡王，老四胤禛到老八胤禩尽数封贝勒。朝野上下一片哗然，所有人都明白，这一系列反常举动，字字句句、桩桩件件，都是冲着太子胤礽而去。
康熙对太子胤礽的感情，从来都复杂得难以言说。作为清朝唯一明确册立的储君，胤礽承载了康熙全部的期望，这份期望里，既有父子间的舐犊之情，更有康熙对稳固皇权、延续王朝统治的深层考量。清初以来，储位不稳一直是困扰皇室的难题，顺治帝生前未明确储君，康熙幼年登基后，又经历了鳌拜专权的困境，深知储位空缺对朝局的危害。因此，在胤礽刚满1岁时，康熙便力排众议，于康熙十四年正式册立他为太子，打破了清朝“不预立储君”的惯例。
为了将胤礽培养成合格的继承人，康熙可谓倾尽全力。他亲自教导胤礽满、汉、蒙三种文字，手把手教他骑射武艺，无论是南巡考察民生，还是北征抵御外敌，都将胤礽带在身边历练，让他熟悉朝政运作，学习治国之道。不仅如此，康熙还给予胤礽近乎皇帝的礼仪和用度，东宫的宫殿规制、侍卫人数、物资供应，都远超其他皇子，甚至一度超过皇宫，这份极致的宠爱，在清朝历代皇子中绝无仅有。
可这份过于厚重的宠爱，终究变成了一把双刃剑。在众星捧月般的环境中长大，胤礽逐渐迷失了自我，养成了骄纵跋扈、目中无人的性子。他自恃太子身份，轻视其他皇子，甚至不把朝中大臣放在眼里，动辄呵斥责罚，久而久之，朝野上下对他的不满日渐积累。更让康熙担忧的是，随着胤礽逐渐长大，储权与皇权之间的矛盾，也慢慢变得不可调和，太子党势力逐渐崛起，开始暗中侵夺皇权，这是康熙绝对无法容忍的。
1697年康熙亲征噶尔丹期间，命太子胤礽留守京城监国，主持日常朝政。表面上看，胤礽处理政务有条有理，将京城事务打理得井井有条，可暗地里，东宫的暗流早已汹涌。胤礽身边的三名贴身侍卫，身份极为特殊：赫舍里是太子舅公、大学士索额图之子，纳兰揆叙是重臣明珠的亲信，佟佳庆成是外戚佟国维的族侄。这三人背后牵扯着朝堂上的三大派系，仗着太子的权势，行事肆无忌惮，甚至私下与噶尔丹的残部密使取得联系，试图打探前线军情，趁机谋取私利，结交外部势力为太子铺路。
他们以为此事做得隐秘，却不知康熙早已在京城安插了大量眼线，也就是后来被民间俗称的“粘杆处”。此时的粘杆处，主要负责护卫皇帝安全、打探消息、监视朝臣，康熙通过这些眼线，对京城的一举一动了如指掌，三位侍卫私通噶尔丹残部的行为，早已被他看在眼里、记在心里。其实，康熙对胤礽的不满，早在1690年就已经彻底爆发，此次三名侍卫的所作所为，不过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。
1690年，康熙第一次亲征噶尔丹时，在前线突发重病，高烧不退，生命垂危。消息传回京城，康熙特意下旨，命太子胤礽前往前线探病。可胤礽抵达前线后，面对病重的父亲，全程面无表情，没有丝毫担忧和伤心，仿佛生病的只是一个无关紧要的人。康熙见状，勃然大怒，当场痛斥他“绝无忠爱君父之念”，认为他天性凉薄，不配做储君，当即下令将他遣回北京。经此一事，父子之间的裂痕彻底产生，再也难以弥补。
此次亲征期间，太子监国，以索额图为首的太子党，更是趁机结党营私，拉拢朝臣，侵夺皇权，甚至暗中培养私兵，势力日渐壮大。康熙在前线征战的同时，也一直关注着京城的动向，当得知太子党和三名侍卫的所作所为后，深刻意识到，储权已经开始动摇自己的统治根基，若不及时敲打、遏制，日后必然会引发更大的祸端，甚至威胁到王朝的稳定。
因此，康熙凯旋回京后，没有丝毫犹豫，直接下令处死太子身边的这三名侍卫，而且处置极为残酷，目的就是为了警示朝野，更警示太子胤礽，皇权不容觊觎，东宫势力必须收敛。其中，赫舍里因“结党营私、依附东宫、图谋不轨”被斩首示众，首级悬挂在京城城门，震慑各方；纳兰揆叙因“窥探圣意、私通外敌余孽、泄露朝中机密”被绞杀，家产抄没；佟佳庆成则被诬陷“勾结噶尔丹密使、意图不轨”，惨遭凌迟处死，其家族也受到牵连，被削去爵位、贬为庶民。
处死三名侍卫，只是康熙敲打太子、整顿朝局的第一步。紧接着，他推出了更具针对性的举措——大规模封赏皇子，以此分化太子势力，构建多方制衡的权力格局，确保皇权的绝对稳固。康熙下旨，册封皇长子胤禔、皇三子胤祉为郡王，给予他们较高的爵位和实权，让他们拥有与太子抗衡的资本；皇四子胤禛、皇五子胤祺、皇六子胤祚、皇七子胤祐、皇八子胤禩，均被册封为贝勒，各自执掌一定的职权，负责部分朝堂事务。一夜之间，七位皇子纷纷进入权力核心，彻底打破了太子党一家独大的局面。
这份看似公平合理的封赏，实则暗藏康熙的深谋远虑，每一个册封决定，都经过了他的精心考量。皇长子胤禔野心勃勃，一直对储位虎视眈眈，平日里就暗中培养势力，觊觎太子之位，封他为郡王，既是满足他的野心，也是让他成为太子的直接对手，利用他牵制太子的势力，形成相互制衡；皇三子胤祉学识渊博，擅长笼络文臣，身边聚集了一批文人学士，封他为郡王，可利用他的文臣势力，平衡太子党和皇长子的势力，避免某一派系过于强势；皇四子胤禛此时十分低调，不显山不露水，平日里专注于处理政务，做事沉稳干练，康熙封他为贝勒并授予实职，是在暗中考察他的行政能力和心性，为后续的继承人选拔埋下伏笔；皇八子胤禩善于笼络人心，为人圆滑，身边早已聚集了一批朝臣，势力日渐壮大，康熙故意只封他为贝勒，没有给予更高的爵位，就是为了压制他的发展，避免其势力过于膨胀，威胁到皇权；而皇五子到皇七子，虽无明显的争储之心，却也各有自己的势力和人脉，封他们为贝勒，既能安抚人心，也能用来稀释皇长子和皇三子的势力，防止出现某一派系独大的情况。
康熙本以为，通过处死侍卫、封赏皇子的一系列举措，能够让太子胤礽幡然醒悟，收敛骄纵的性子，约束太子党的势力，从而稳固储位、安定朝局。可他万万没有想到，自己的这番精心布局，不仅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，反而让局势变得更加复杂。胤礽并没有从三名侍卫的死中吸取教训，依旧我行我素，骄纵跋扈的性子丝毫未改，甚至认为康熙是在故意针对自己，心中充满了不满和怨恨。
太子党的势力也没有收敛，反而变得更加隐蔽，继续暗中结党营私，与其他皇子的矛盾愈发尖锐。而被封赏的皇子们，也借着康熙给予的权力，纷纷开始培养自己的势力，暗中争夺储位：皇长子胤禔更加明目张胆地觊觎储位，处处针对太子；皇八子胤禩虽未被封郡王，却依旧暗中笼络朝臣，势力不断壮大；皇四子胤禛则依旧低调，暗中积蓄力量，等待时机；皇三子胤祉则凭借文臣势力，在朝堂上占据一席之地。至此，多个争储派系正式形成，九子夺嫡的序幕，在康熙的无意之举中，彻底拉开。
此后的十几年里，朝堂之上的争储风波愈演愈烈，皇子们相互倾轧、明争暗斗，朝堂局势动荡不安。1703年，康熙忍无可忍，以“议论国事、结党妄行、意图谋逆”为由，将太子党核心人物索额图拘禁致死。索额图是胤礽的舅公，也是太子最坚实的后盾，他的死，彻底切断了太子的外援，太子与康熙的关系也彻底破裂，再无挽回的可能。
1708年，康熙在木兰围场举行秋狝，期间，太子胤礽的种种不法行为彻底激怒了康熙。康熙当众宣布废黜太子胤礽，列举其“不法祖德、不遵朕训、肆恶虐众、专擅威权、纠聚党羽”等多项罪状，将其圈禁于咸安宫，这是胤礽第一次被废。太子被废后，皇子们的争储之争变得更加激烈，朝堂之上一片混乱，康熙看着自己的儿子们相互残杀，痛心不已。
为了平息皇子间的争储风波，稳定朝局，康熙于1709年短暂复立胤礽为太子。可胤礽并未吸取教训，反而变本加厉地结党营私，甚至暗中策划逼宫，试图早日夺取皇权，彻底触碰了康熙的底线。1712年，康熙再次废黜太子，下旨将其永久圈禁于咸安宫，从此不再提及立储之事。
被永久圈禁后的胤礽，彻底失去了争夺储位的可能，也失去了人身自由。他在咸安宫度过了漫长而凄凉的岁月，终日郁郁寡欢，身体日渐衰弱。直至雍正二年，胤礽在咸安宫病逝，享年51岁。死后，雍正帝下旨追封他为理亲王，以亲王之礼安葬，结束了他充满争议、大起大落的一生。
回望1697年康熙的那场雷霆举措，处死三名侍卫、大封七位皇子，本是为了敲打太子、稳固皇权，却无意间拉开了九子夺嫡的序幕，也让康熙晚年陷入了诸子争储的痛苦之中。胤礽的悲剧，既有自身骄纵跋扈、不知收敛的原因，也有康熙极致宠爱与严苛要求并存的矛盾，更有储权与皇权不可调和的深层隐患。这段历史，不仅展现了皇室内部的权力斗争，更折射出封建王朝储位制度的弊端，成为清朝历史上一段令人唏嘘的过往。
参考资料
1. 《清史稿·卷二二〇·列传七》——赵尔巽等撰，中华书局，1977年版
2. 《清实录·康熙朝实录》——中华书局，1985年版
3. 《康熙传》——孟昭信著，人民出版社，1987年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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