周总理手书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碑文的原稿，太珍贵了！
人民英雄纪念碑的碑文原稿，乍一看，不过是旧纸墨迹。盯久了，纸面会发沉。那不是书斋里的雅兴，也不是谁随手留下的题字，而是要刻进石头、镶进金字、站到天安门广场上的文字。周总理写它时心里明白：这一笔落下去，面对的不是一块碑，是那些没有回来的人。
一九五五年六月九日，毛主席为碑心石题写“人民英雄永垂不朽”八个大字，写了三遍。碑身背面的长篇碑文，由周总理书写。碑文从“三年以来”写到“三十年以来”，又上溯到一八四零年，把人民解放战争、人民革命、民族独立、人民自由幸福都装进一百五十四个字里。
字不算多，分量却很沉。周总理没有仗着书法功底一挥而就。
清晨起来先写一遍，白天公务缠身，夜里再练。先练单字，再练通篇，整整一周写了四十多遍。选出最满意的一幅，他折好稿子，亲自送到工地，还说：“不行再重写。”这句话听着平常，却像把心口那点敬畏轻轻放在桌上。
这座碑的念头，早在筹备开国大典时就冒出来了。中共中央领导人、各界人士和许多群众都觉得，新中国该有一座碑，记住那些为民族独立解放、为国家建立流血牺牲的人。周总理汇总意见，提交新政协筹备委员会，并按多数人的看法建议定名为人民英雄纪念碑。
一九四九年九月三十日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作出决定，在首都北京建碑。
碑建在哪里，当时并不轻松。有人提东单广场，说那里是商业中心，人来人往，瞻仰方便。有人提八宝山，认为那里将建革命烈士纪念馆，烈士归到一处，也合情理。也有人坚持天安门广场，那里开阔庄严，是政治中心。
几种意见摆在桌上，谁也不是没道理。
周总理想过后说，天安门广场有五四运动的革命传统，也是全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敬仰的地方，纪念碑应该立在那里。话不长，却压得住场。九月三十日下午六时，奠基仪式举行。周总理主持并致词，用“纪念死者，鼓舞生者”八个字概括建碑意义。
代表脱帽默哀，毛主席宣读碑文，亲手挖下第一铲土，政协委员们挥锹铲土。广场上的土被翻开，记忆也像有了根。
一座碑真正立起来，靠的不是一句口号。周总理提议成立人民英雄纪念碑兴建委员会，彭真任主任委员，郑振铎、梁思成任副主任委员。
一九五二年五月十日，兴建委正式成立，下设工程处，分设计、施工、采石、美术等七个组。
范文澜主持专门委员会，研究建碑所需史料题材。周总理还要求，方案不能关门定，中央领导人的意见要听，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的意见也要听。朱启钤、章士钊、叶恭绰三人的联名意见，由他转给毛主席。毛主席批给彭真，要求交委员会讨论，并请三人参加。
设计稿向全国征集，建筑单位和大专院校建筑系都参与，收到二百四十多件。
筛出八种方案后，争论仍很热。周总理逐一审看，又翻看一些没入选却有新意的稿子，取长补短，提出总体思路：纪念碑立在当时天安门广场正中，呈方形，建筑面积三千平方米，由碑身、须弥座、台座组成，从地面到碑顶高三十七点九四米，比天安门高四点二四米。台座两层，四周设汉白玉栏杆和台阶，下层大须弥座束腰部高两米。这个方案让各方服气。
朝向也曾卡住。按老规矩，树碑正面多朝南，原先也打算让毛主席题字那面朝南。可天安门广场集会多、游人多，人们大多从东西长安街进入，第一眼看到的是北面。一九五四年底，争议报到周总理那里。他定下北面为正面，理由很实在：既然要纪念死者、鼓舞生者，就该让人一进广场先看到正面，看到毛主席题字。老规矩要尊重，现实也不能假装看不见。
碑座四周的浮雕，周总理也抓得紧。一九五二年八月一日工程正式开工后，浮雕创作启动。一九五三年初，中央连发三封急电，把刘开渠调到北京主持设计。
全国三百多名雕塑艺术家被选调入京，又筛到一百多人，主要创作者定为八人。他们读党史、近代史，到云冈石窟、天龙山石窟、太原晋祠彩塑、麦积山、龙山、开封、徐州、济南看古代雕刻，也研究国外新成果。后来选定虎门销烟、金田起义、武昌起义、五四运动、南昌起义、抗日战争、解放全国等八个重大题材，近百年的苦斗，就这样刻到石头上。
石料更不能将就。周总理强调材料要最好，施工要精细，碑心石尤其关键。一九五七年初，专家从各地石料中选定青岛大金顶一带的一块花岗岩，石质完整。碑文镌刻采用阴文，笔道呈楔形，钢胎金字镶入字槽，鎏金共用黄金一百三十二两。
一九五八年四月二十二日，纪念碑全部完成，前后近六年。
五月一日，落成仪式在天安门广场举行，国歌和国际歌响起，刘少奇、周总理、朱德走到碑前，红旗徐徐落下。
阳光打在金字上，那份周总理手书的原稿，终于站成了一座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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